“重庆有没有文化？”回答是肯定的。前溯千古，后延近代，八万里巴山渝水遗存惊天地，三千万巴渝儿女壮举泣鬼神。说重庆没文化，不是无知，就是孬话。

但说重庆文化就是 “码头文化”，或者说重庆文化的基础是 “码头文化”，是对重庆本土文化的自虐。是的，重庆环江耸立，舟楫往返，多有码头。但普天之下，临水而设的码头多矣，单一条长江，从宜宾到上海，哪一个城市没有码头？再加沿海，码头更不知几多。如果都以码头而称“文化”，岂非到处都是“码头文化”？一个离开了特定历史地理背景，缺乏个性符号的同质化“文化”，能算是一个地方的特色文化么？

从廪君西出而立巴，到张仪“城江州”而兴郭，从宋光宗先封恭州后继帝位而名“重庆”，到明玉珍建大夏立国都于山城，重庆的历史可谓久远。但查检巴渝正传野史，似均无“码头文化”一说；重读王维《晓行巴峡》，李白《巴女词》，杜甫《渝州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白居易 《涂山寺独游》，李商隐《巴江柳》，以及刘禹锡的《竹枝词》等涉渝题咏，也都鲜见“码头文化”的字迹。诚然，前无古人，未必不可后有来者。但这个创新如果只是抓住一点皮毛，“创”则“创”矣，“新”却未然！

在当今什么都可以“文化”的时代，说重庆的码头不能文化也甚是委屈，“朝天门大码头迎官接圣”，“千厮门花包子白雪如银”，“南纪门菜篮子涌出涌进”，“临江门粪码头臭得死人”……这些当然都可以归入“文化”之列。但不是说文化有亚文化、次文化、伪文化和反文化的分别么，不知我们的“码头文化”属于哪一类？照通例，说不清楚的东西先别忙着定义，可以按下不表。只是就一般人理解的“码头”而言，多为帮会、行帮的代称。旧时袍哥讲 “操码头”或 “跑码头”，那当儿，无论地痞流氓，三教九流，一声“拜码头”就可以通行无阻，吃遍天下，讲的是“为兄弟两肋插刀”、“袍哥人家不拉稀摆带”的“耿直”和“义气”。既然是码头，自然又有船夫脚力，于是“拉滩帮”、“梢船帮”、“转江帮”、“搬运帮”纷纷出现，各帮又有“帮头”，垄断码头，盘剥工人，无所不用其极，成为霸据一“帮”的封建把头。朝天门“十二楼”（烂棚户）中呻吟的病残码头工人，寸滩“黑石子”无数工人的浮尸，都是封建把头的罪证。还有妓女暗娼、赌徒混混、唆唆客、跑滩匠混迹码头，是谓“跑江湖”，至今尚有 “人在江湖”的说法。不知所谓“码头文化”者，是指的“帮会”文化？“把头”文化？还是“江湖”文化？

至于说“码头文化”是重庆文化的基础，并由此派生出“火锅”、“吊脚楼”等等什么的，更让人有一种“一把粉抹在鼻梁上”的感觉。从博物馆和民间收藏的火锅用具实物看，这种吃法是否就起源于码头，尚待考证；单说重庆古民居吊脚楼，就与码头未可等同。据周勇 《重庆通史》：“《华阳国志 巴志》记载：‘郡治江州，……地势侧险，皆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这里的重屋累居实际上就是干栏，亦即今日山城仍能见到的吊脚楼的原型。”那时大概还没有“码头”出现呢，你说那粉是不是抹在了鼻梁上？

凝聚一个城市精神的代表性文化总得是这个城市的核心文化和主流文化吧。重庆的核心文化和主流文化是什么？可以讨论，但我想，绝不是歧义丛生的“码头文化”吧？